比尔·盖茨发年度公开信 回答了10个难题

8、你们的影响力这么大，这公平吗？

梅琳达

不公平。我们如此富有，但世上却有几十亿人几乎一无所有，这不公平。我们的财富能打开对多数人关闭的大门，这也不公平。世界领导人愿意接听我们的电话，认真考虑我们的意见。资金短缺的学区更有可能在其认为我们会资助的领域投入更多资金与人才。 

但是，盖茨基金会的目标向来公开。我们坚持公开拨款的领域及成果（工作的成功与否有时无法立刻见分晓，但我们会努力评估影响、修正方向并分享经验）。我们想用自己的工作与所拥有的影响力尽可能帮助更多人，并在全球各地推动平等。虽然我们取得了一定成功，但目前健康、教育或贫困问题远远未达到受到过度关注的程度。

比尔

虽然我们尽量设法鼓励大家提意见，但也知道有些人虽然想批评，但因为怕拿不到钱而不敢直言。这就意味着我们要广纳贤才，咨询专家，不断学习并征求不同观点。

虽然盖茨基金会是全球同类机构中规模最大的，但相比企业与政府的投入，我们的资金数目还很小。例如，加州每年投入到运营公立学校体系的钱就高于我们的捐款总数。

因此，我们使用资源的方式十分明确:对有前景的革新进行试验，收集并分析数据，再由企业与政府广泛落实，对证明有效的部分长期推进。这样看来，我们就像是孵化器，目标是向公共政策输送更高质量的谏言，并引导相关资金用于能够产生最大效应的理念。

这个提问核心还包含另一个议题。既然我们认为自己拥有大量财富是不公平的，为何不把资产全都捐给政府呢？答案就是，我们认为基金会永远发挥着独特作用：它能着眼全球，找出最大需求所在，能立足长远来解决问题，并管理政府无法承担、企业不愿承担的高风险项目。如果政府去尝试可能会失败的想法，就是有人没做好本职工作，而如果我们不去试验可能失败的想法，就是我们没有做好本职工作。

9、你们两个有分歧时怎么办？

梅琳达

我们从没有过分歧。开玩笑啦。

比尔从没被问过这问题，我却老是被问到。有时是记者借此暗示比尔才是做决定的人，有时是女性慈善家向我讨教如何提高与丈夫共事的效率。

比尔和我有两个优势。

首先，我们的基本价值观相同。在我们的婚礼上，比尔的父母送给我们一座雕像，雕像中的两只小鸟肩并肩地凝望着地平线，这座雕像现在还矗立在我们房子前方。我总会想到它，因为本质上，我们两个也都望着同样的方向。

第二，比尔思想开明，这可能不同于别人对他的看法。我爱比尔，是因为他心地善良，善于倾听，并愿意让自己受到他人话语的触动。当我讲述自己的所见所闻时，他能够用心感受。他可能会让我去收集数据，用于评估，但绝不会怀疑我的经历是否真实，我的判断是否可靠。 

跟来自中国海南省的周明婷（音）一家一起放声大笑

比尔刚从微软加入基金会时习惯掌管一切，而我此前一直在家照顾孩子，那时刚刚重新投身事业。有几次我感觉到了彼此之间的差距——开会时我沉默不语，而他口若悬河，或者与人见面时他们只看比尔，不看我。在基金会的工作中，我们是平等的伙伴，这点对我们一直很重要。我们已经慢慢学会回到家给彼此提出意见，谈一谈工作中何时没有做到这点。

渐渐地，我越发关注性别问题，因为我一次次发现，妇女与女童被赋予的权利越大，她们所在的社区就越强大。也因为对世界各地的女性平等问题有了更深刻的思考，我对比尔与我在共同生活中实现了平等感到分外自豪。

这种平衡是世界各地的夫妇、同事都在努力追求的。这份工作带给我的乐趣这样多，原因之一就是我们一路上彼此陪伴。

比尔

我完全同意！不过我得说，在公共场合谈论个人话题方面，梅琳达比我更自如，也更擅长。

如她所说，共同的价值观是我们的优势。我们在大事上能达成共识，如今偶尔的分歧都是策略上的。因为我做公众人物的时间更长，又是男性，有些人就以为重大决策都是由我来做。其实情况从来不是这样。

有些人认为梅琳达是基金会的感性面，是情感核心。但是她了解的我比大家所想的更为感性，我了解的她也比大家所想的更善于分析。在我对某件事热情高涨时，要靠她来帮我认清现实。我也喜欢看她组建起最合适的团队来解决问题的样子。她让我明白什么时候可以给团队施压（这是我在微软的一贯作风），什么时候需要慢慢来。

伴侣有两层含义，而我们两者皆是：既是生活伴侣，也是工作伴侣。

10、你们到底为什么捐款？这样做对你们有何好处？

比尔

捐款不是因为我们想到自己会以哪种方式被人铭记。如果有一天，小儿麻痹症和疟疾这样的疾病变成遥远的记忆，我们曾经从事过相关工作的事也逐渐被遗忘，我们会非常欣喜。

这样做的原因有两个。首先，这份工作意义非凡。早在结婚以前我们就探讨过，最终要将大量精力用于做慈善。我们相信这是富人的基本责任。在照顾好自己与子女之后，剩余财富的最好用途就是回馈社会。

另外，这份工作也带给我们很多乐趣。我们俩都喜欢探索工作背后的科学原理。我在微软时曾深入了解计算机技术。而在基金会，则是计算机技术加上生物、化学、农学等等。我会跟作物研究人员或艾滋病专家聊上好几个小时，然后回到家迫不及待地与梅琳达分享自己学到的东西。

既能创造巨大影响，又能带来大量乐趣的工作少之又少，而我过去在微软、如今在基金会的工作都是如此。我想不到还有什么比这样度过人生的大半光阴更加美妙。

跟柬埔寨拜林的卫生工作者谈论疟疾问题

梅琳达

我们两人的家庭都秉承着人生一世应该尽力使世界变得更美好的理念。我的父母一直要求我和兄弟姐妹们谨记天主教会所倡导的社会正义。比尔的母亲生前，乃至他父亲现在都一直在为许许多多的重大事务发声，并为数不清的地方性组织提供支持。

结识沃伦·巴菲特后，我们发现他虽然成长的环境与时代不同，但他也从小浸润在有着同样价值观的家庭。当沃伦将大部分财产捐赠出来，交予我们处理时，我们便为实现这些共同的价值观而加倍努力了起来。

当然，这些价值观不是我们三个独有的，数百万人都奉献出自己的时间与金钱帮助他人，以此回馈社会。不过，因为可捐赠的财产更多，我们所处的位置也更为特殊。我们的目标是传承父母的教导，尽自己所能让世界变得更加美好。

这份工作比尔和我差不多全职做了17年。这是我们结婚时间的一大半，可以说和我们孩子们的年纪差不多。如今，基金会的工作已经与我们密不可分，做这份工作是因为它就是我们的生活。

我们给孩子们讲述基金会的工作，随着他们渐渐长大，也带着他们出去亲身体验，希望把价值观传递给他们。通过数千次日常地总结学习课程、实地考察与战略会议，我们之间建立了纽带。我们去哪里、跟谁度过、读什么、看什么和听什么（除了在看《王冠》的时候），这些决定都是站在基金会的工作角度做出的。

也许20年前，我们对于怎样使用财富会有不同的选择，但现在已经不得而知了。如果我们当时选择了不同的人生，也就不会成为现在的自己。当初的选择造就了今日的我们。